富国天合基金净值,高滔滔在北宋历史上真实形象如何
富国天合基金净值，高滔滔在北宋历史上真实形象如何？
《清平乐》里面的高滔滔，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便是北宋宣仁皇后高氏，在儿子宋神宗去世后，因孙子赵煦继位时年仅八岁，身为太皇太后的高氏得以垂帘听政，执政期间清正廉明、勤俭节约，一手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样导致了对北宋末期影响巨大的“元祐党争”。
高滔滔出身官宦之家，历经四朝也曾垂帘听政高滔滔乃是建雄军节度使高继勋的孙女，其父高遵甫曾任北作坊副使，因而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高滔滔，便嫁给了时任岳州团练使的赵宗实（后改名赵曙），被封为京兆郡君，并在次年就生下了长子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赵宗实虽然不是宋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但宋仁宗因早年无子，赵宗实自幼便被接入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虽然后来因宋仁宗亲生儿子豫王赵昕出生而返回父亲身边，但由于赵昕最终夭折，赵宗实还是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了皇子，并改名赵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驾崩，赵曙继位为帝，是为宋英宗，而高滔滔则于一个月后被立为皇后。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高滔滔随之被尊为皇太后。
然而，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却再度英年早逝，元丰八年（1086年）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其年仅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因天子年幼，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终年61岁。
个人品德毫无问题，一手缔造“元祐之治”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后，在执政方面“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其执政的九年间，被认为是宋朝最为太平、百姓最为安乐的时代，史称“元祐之治”，甚至被誉为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这些与她的个人品德可以说息息相关。
高太后本人极为崇尚节俭，被称为““恭勤俭度越前古”，并教导皇帝“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本人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作为太后的她除了参加朝会典礼之外，在宫中甚至穿着布衣而不用丝锦，又因羔羊幼小食之有伤天和，而下令不得宰羊羔为膳。
与此同时，高太后对于外戚的限制同样极为严格，早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之时，高太后就拒绝给弟弟高士林升官，给高家修建宅第，而在临朝听政之后，不仅拒绝了官员“加恩高氏”的请求，甚至连之前的私恩赏赐都减去了四分之一。而其两个侄子本应升官，还被高太后强行压住，直到宋哲宗一再请求，这才勉强升了一级。
作为一名女子，高太后毫无疑问有着极为出色的执政才能，再加上其自身品德极为高尚，这才使得她执政期间，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评价道，“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由于自身局限性，又一手酿成了元祐党争高太后的执政才能虽然较为出色，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对王安石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导致在其执政期间新法派惨遭打击，再加上其与孙子宋哲宗之间的矛盾，使得北宋朝廷迅速陷入严重的党争之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缺陷、用人不当等原因，在后期却也闹得朝野内外动荡不安，或许正因如此，高太后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执政之后便立即将司马光再度拜相，而曾经因反对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吕公著、文彦博等官员也开始再度受到重用。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守旧派再度声威高涨，司马光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直接上了一道《请更张新法》，将新法比成毒药，导致新法被全面废止。而曾经的变法派，也开始惨遭报复打击，蔡确、吕惠卿等大量变法派被贬谪，蔡确、章惇和韩缜更是被斥为“三奸”，这使得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党争开始加剧。
在高太后临朝听政时，由于军国大事都由其与几位大臣处理，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大臣们也认为赵煦过于年幼，也根本不予请示。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奏事时，恰好背对赵煦，以至于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这自然使得赵煦对于高太后和大臣们有所不满。而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还政，但却仍然保持着垂帘听政的习惯，而大臣们依旧没有重视已经逐渐长大的皇帝，甚至也不劝太后撤帘还政。
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对赵煦影响极大，此时的他虽然无法直接与之对抗，但内心已经极为抵触，例如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对大臣的奏对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直接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被彻底惹恼的赵煦，在高太后病逝，自己亲政之后，开始对朝中的守旧派再度展开清算，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同时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政策，也进行了恢复。
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之时，按理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甚至连死囚都可以减轻惩罚，然而当有大臣请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时，却被赵煦立即拒绝。后来，又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稍徙善地”，赵煦却说“刘挚等安可徙” ，由此可见赵煦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痛恨。
如上所述，高滔滔虽然具备一定执政能力，个人品德也丝毫没有问题，甚至还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却也导致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初现端倪的党争开始加剧，可以说北宋末年陷入不可收拾的党争，正是自高太后执政时期而起。
最近有什么新基金发行？
9月18日：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先锋，217005)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8.00元）——权益登记日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龙，400001)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7.40元）——权益登记日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基金，100026)拟分红，分红后净值回归1元——权益登记日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易基50，110003)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0.3元）——权益登记日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品牌，200008)——暂停申购业务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优选，040008)——暂停申购和转入业务 9月19日：鹏华普天收益基金（鹏华收益，160603）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人民币11.36元）——权益登记日 中银国际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收益，163804)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拟派发现金红利0.20元）——权益登记日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先锋，217005)——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9月20日：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策略，213003)分红（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约2元）——权益登记日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宝利，040004)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8.00元）——权益登记日大成财富管理2020生命周期(大成2020，090006)分红（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14元）——权益登记日 中银国际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收益，163804)——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 鹏华普天收益基金（鹏华收益，160603）分红（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人民币11.36元）——恢复本基金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9月21日： 申万巴黎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经济基金，310358）拟按照截止2007年9月21日本基金实现的可分配收益的90％以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收益分配——权益登记日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价值贰，050201)分红(预告每十份基金份额分配现金红利7.9元)——权益登记日 9月25日：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马，020005)——暂停日常申购业务。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有什么不同？
就是只有收费模式不同。
具体是这样的： 比如100元，申购前端收费的，就要先扣掉1.5%，实际到手的基金只有98.5元。申购后端收费的，到手的基金有100元，等到赎回的时候，再收申购费的，如果是一年内就赎回的话，是要扣掉1.8%的。还好，后端收费的申购费，是随着持有基金的时间而降低的，五年后就免收了。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两年的短期投资，就选择前端收费，如果预计是超过三年才会赎回的，就选择后端收费。怎么感觉在当时不受儒家欢迎呢？
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各家都有所批判，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界将荀子归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儒家代表人物。然而在儒家五圣、孔门十哲的行列中始终没荀子的身影，这位在史书上被称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为何遭受了如此的冷落呢？事实上荀子的思想体系和孔孟有极大不同，相反倒也法家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且他最著名的两名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实际上儒家思想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分野：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是奉孔孟之道为正统的，然而荀子在推崇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思想又有很多的质疑和对立。所以荀子实际上是儒家之中的一个另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偏法家的儒家代表人物。这和孔孟一派的思想就显得有些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也不太被后世的儒家弟子所认同。
荀子曾到访秦国并留下这样一段话“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秦国山川险固、民风淳朴、吏治清明。这还是后世史书中那个虎狼之秦吗？此时已是商鞅变法之后的事了，难道说奉行法治的秦国在荀子这个儒家代表人物眼中更实现了儒家眼中的教化？
荀子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他在儒家内部相对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孔孟的思想体系被视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而荀子的思想体系几乎和他们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立论上。我们知道孔孟之道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就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然而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
荀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事实上荀子和孔孟一样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孔孟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教化很容易就能深入人心；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但不能任由恶行发展，所以要用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荀子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在荀子看来：所谓人性自律是虚无缥缈之物，构建社会体系必须依赖制度管理，从这点而言荀子思想的确有和法家契合的地方。这也就是不难解释荀子对秦国的看法了，因为在荀子看来：只要能建立一套导人向善的机制，至于用礼仪教化的手段或是刑法威慑的手段并不重要。
荀子“人性本恶”的人性观来自于他的“天道自然”的天命观。孔孟思想将天命人格化——所谓天命自我民命，就是说天命由民意体现，这对促使君主尊重民意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荀子却认为：天行有常、天道自然——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天命只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而不会对世人格外好或者格外坏。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规律化。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之心。天是自然天，并不是神。宇宙的形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人在天命面前是无所作为的，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荀子讲圣人并希望借圣人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从而达到”以至于善“的目标。荀子认为圣人的重要作用在于他能“使天下皆出于治”，礼法并举，王霸统一。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其实以儒家为主体，同时吸取道家、法家及各家之精华，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使其显得与各家各派都有些格格不入。
荀子一生有韩非、李斯这两个著名弟子：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则是用法家思想构建大秦帝国的实践者。按说有这样两个举世闻名的弟子应该是荀子的骄傲，然而荀子这两个弟子都是典型的法家人物。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最为尖锐的，然而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却培养出两个举世闻名的法家弟子，这本身就体现了荀子思想中偏法家的一面。后来被视为儒家正统的孔孟之道所提倡的是一种仁爱，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德行感化人民。而法家呢？却是提倡一种霸道，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刑法来驾驭人民。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荀子的学生不一定要走老师的道路，但在当时门户之别是被看得很严重的。在当时儒法对立的背景下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培养出这样两个法家弟子自然是不被儒家内部的主流群体所认可的。那么为什么培养出韩非、李斯这样两个法家子弟的荀子会被视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呢？荀子的”性恶论“不是与法家思想更为接近吗？应该说荀子思想的立论基础是接近于法家思想的，但他给出的解决之道却不同于法家：荀子终其一生都强调礼教乃是治理社会的最佳良药——与其用鞭子驱赶百姓，不如用道德教化百姓，使爱国守法、孝敬父母、夫妻和顺、朋友诚信等礼仪规范真正内化于心，所以荀子被后世认为是儒家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荀子又主张对那些不愿遵从礼教，执意作奸犯科伤害他人的人则要使用律法惩处，乃至以法行诛，这是他和法家思想相似之处。总而言之：荀子的思想介于主流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之间——相比主流的儒家思想，他看到了礼教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性自律上的不靠谱；相比法家思想，他又不主张严刑峻法，以暴力手段治理天下。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看来：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一个国家也不能纯粹使用暴力专政的手段进行治理，实际上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是极为超前，也许正因为超越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程度，所以才导致不被接受认可。
荀子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主流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复兴周礼而奋斗，其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也树立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然而大河之水不可倒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进化历程就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过程——正所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荀子最先意识到这点，所以他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打破了人们对旧时代旧制度的迷信，提倡积极的改革创新，这就和孔孟的”法先王“思想形成对立。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当时学者都能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使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也没对荀子的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汉武帝表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汉代的政治是”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型政治，这实际上就与荀子的礼法并用思想是契合的。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叫”汉承秦制而有所更张损益“：汉朝并不是像秦朝一样实行绝对的法家制度，然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汉朝的政治体系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兼采儒家与法家之长的政治体系。汉代尽管在表面上奉孔孟为儒学正统，然而实际上汉朝也并不排斥荀子。荀子的地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下降其实是在宋朝：宋朝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理学。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其实已是一种理学化的儒家思想，正是理学的诞生使孟子被推崇为亚圣。被理学树立为亚圣的孟子思想也就被理学者视为不可辩驳的真理。偏偏荀子当年就辩驳过孟子的思想，而他的礼法并用、王霸兼治思想在理学者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理学的某些观点也许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理学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僵化教条的体系。儒学的理学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走向僵化保守的过程，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机械性教条性地尊崇所谓”圣人之道“，拒绝排斥一切改革创新之举。在这种形势下荀子思想自然被已高度理学化的儒家学者所排斥。荀子这个儒家的另类人物始终不能被的被封建专制时代的大部分儒家学者接受，只有零星的几个儒家学者会对他进行赞扬，但就如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石子了，虽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无力改变全局。 直到近现代随着人们逐渐打破思想禁锢才开始重新研究荀子的思想，荀子这位被正统儒家冷落的人物开始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发现我们现代的一些治国理政思想、经济运行思想是与荀子思想有契合的，至此荀子的地位才开始渐渐上升。
岳阳云溪出了哪些名人？
杨一鹏
杨一鹏（？～1635），字大友，号昆岑，湖南临湘云溪（今岳阳市云溪区）人，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初任成都司礼。任内播州（今贵阳遵义）一带出现动乱，朝廷欲调兵围剿。杨主张采取安抚政策，结果未动一兵而使播州平定。不久，一些在四川采办皇木的差吏乘机敲诈地方百姓，致使民怨四起。杨一鹏闻讯后，立即命令统一价格，不许乱派，毫不留情地打击不法行为，赢得了四川百姓的信赖。
杨由于在四川政绩显著，被升为吏部郎中。他执政掌权，量才授官，谢姐谋私欲图进身之人，又升任大理寺丞。杨的行为使贪官污吏恨之切齿。一贯陷害忠良的魏忠贤，结党害杨，后魏忠贤被诛，朝廷更加信任杨一鹏，称他才高德厚，授为兵部左右侍郎，署尚书事。杨不惧权势，冒死直谏，写有《直陈朝政疏》，检举官员中的腐败行为。
崇祯年间，襄城伯李守锜虚报兵额，贪污军饷，杨愤怒以对，上书弹劾。崇祯因此又升他为户部尚书，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
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攻克凤阳，焚毁了皇陵，皇上震怒。李守锜等趁机上书，告杨渎职，杨被处死。
杨的长子昌朝著《忠冤录》为其鸣冤，崇祯十六年（1643）春，皇上念其前功，诏复原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