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盛同德基金净值,长盛同德基金2014年分红了吗
长盛同德基金净值，长盛同德基金2014年分红了吗？
分红没有，那是真的差，虽然不会很多。象征性总得有，没有也得升值，一夜跑回解放前，那让投资人失望。
兄弟俩在没有分家之前关系特别好？
以前，每家子女多，兄弟姐妹在一个大家庭里，都是孩子为伴，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没有什么利益之争，家里大小事由大人掌管。父母对每个孩子是一样的，大帮小，小盼大，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时光的流失，年龄的增大，兄弟姐妹先后长大成人，兄弟娶妻生子，姐妹嫁为人妻，成家立业。昔日的兄弟姐妹各自为家，姐妹嫁出去没有在一起，兄弟俩结婚后还是在一个大家里。人大分家，树大分枝。父母渐渐年老体衰，不可能统起一个大家。分家了，由儿媳操作自己的小家，担起家的责任，打拚自己的江山。
由于成家先后，时代的变迁，条件不一样，分家时父母给每个儿子的家产是不一样的，一碗水是端不平的。大儿成家时分的差点，小儿成家时分的好点，其中有小儿做的。或大儿成家分的好点，家里厚实些，也有大儿做的。到小儿成家时，大人也劳不动了，家里没有什么底子了，分的差点。其是也没什么，俗话说，好儿不得爹娘财，好女不穿嫁什衣。父母大人当初还不是做起来的，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挺过来了。
表面是兄弟和父母分家了，风平浪静，一但到了过年过节，孝心好的给父母的多，良心差的给父母少，甚至不问不给，分家的事还是藏在心里。如果父母这时讲出谁好谁差，对谁热情，对谁冷淡，都不是傻逼。眼不见心不烦，火药桶一捣动，炸开了，积蓄已久的怨气顿时要发泄出来，分家的事涉及父母和兄弟，不通情理的旧帐新帐一起翻，昔日的亲兄弟变仇人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也有妯娌之间从中作梗，在丈夫耳边灌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母大人必紧一天天老去，兄弟为赡养父母扯皮，争财产，说父母偏心，财产分配不公，矛盾重重，兄弟之间反目为仇，导致父母得不到赡养。父母带儿女小，儿女养父母老，天经地义，是没有理由讲的。
还有一种情况，儿子谁的孝心好，父母的天平就偏向谁，这是人之常情。另一个儿子对父母做的欠缺些，久而久之，感到心里不平衡，是父母有意偏心，也是导致兄弟之间闹矛盾的。
作为父母，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讲一碗水端的多平，起码在当初两儿子之间一样对待，免得老了闹得和儿子不愉快，兄弟成仇人。
作为儿子，你对父母怎样，心里还是有数的，要从自身找原因，只不过是自己能力有限，在赡养父母方面做的不尽人意罢了。
不管怎样，都要大度一点，父母在艰苦的条件下，把儿女们拉扯大，多么的不容易。作为儿子再去争父母的一点财产有何意义，自己就不能去挣钱吗？困难只是暂时的，不等不靠，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亲兄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血脉亲情，不为自家私事反目成仇，要永保亲情常在。
中国古代的盛世为何不能持久？
中国古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朝光绪皇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称得上盛世的统治时期不多，大致为：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永宣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之治”，尽管这些所谓“盛世”充满了争议。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相继继位后，在汉武帝开疆拓土，边疆安宁，经济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轻徭薄赋，修生养民措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形成了政治稳定，人口增加，百姓乐业的局面。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在位时期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国泰民安的社会景象。永宣之治是宋代永乐皇帝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朝时期，国家强盛、社会稳定、仓廪充实的太平之象。康乾之治是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疆域辽阔，国力强大，人口增加，社会繁荣的景象。除了所谓康乾盛世因康熙、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都长，时间长达130年外，其他盛世时间基本就几十年。
为何中国古代的盛世不可长久呢？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天道规律的限制
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国家的兴衰更迭，无不都受到天道——自然规律的限制与约束。这一自然规律就是事物的兴起—发展—兴盛—衰落—消亡阶段。比利时数学家Verhulst首次发现一种生物种群生长特殊曲线，被称为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又称生物种群生长自我抑制性方程。他的生物学意义在于：在一定条件下，生物种群增长并不是按几何级数无限增长的，即开始增长速度快，随后速度慢直至停止增长（只是就某一值产生波动）,这种增长曲线大致呈“S”型，这就是统称的逻辑斯谛（Logistic）增长模型。如果停止生长后有生物生病，这种病害会以极快速度传染，最终导致种群消亡。人类社会这一种群的运行规律就类似于逻辑斯蒂增长曲线。一国政权建立之初，往往是百废待兴，为了政权的生存大家同心同德，国家慢慢稳定后就向前稳步发展，借着惯性，国家到达兴盛的顶点，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盛世。随着盛世的展开与延续而来的，是国家官僚集团腐化变质、政务松弛，于是国家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衰败，又经过一段时期，国家政权在有识之士努力下虽然有所起色，但回光返照，无可奈何花落去，最终被迫改朝换代。
二、国家财力的限制
财力的雄厚与否也是维持朝廷盛衰的根本。如果是对外打仗，胜者还可以掳掠抢劫败方的财物和人口，以充实自己的国库，维持军力。如果没有边境战争，或者战争失败，朝廷又要维持国家庞大的开销，这时候，除了对百姓开征新税或加大税收征收力度，朝廷就别无他法。但这种对老百姓下手的措施，久而久之又会激起民变，不到万不得已，朝廷不会这么做。那么，国家财力是如何限制政权的兴衰的呢？总结起来主要是对外战争、官员腐败与农民起义。
——对外战争。古代中原王朝时常面对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威胁，中原王朝不得不在边境重要关隘重兵把守，但实际上作用有限。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机动性很强，历史上进攻中原边境更多不是为了统治中原，而是为了掠夺抢劫财物人口。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而边境守兵却是守株待兔，难以主动出击，打击北方有生力量。实际上无效率的维持边防消耗大量财力国力资源，使得中原王朝疲于奔命却劳民伤财，效果不佳。
——贪污腐败。政权运行时间稍长，官员与军人就开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贪污腐败，欺上瞒下，欺压百姓，巧立各种名目搜刮百姓钱财中饱私囊。皇帝再疑人也要用人，而用人则往往授权过大，使得个别臣子权利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朝廷各路官员将皇帝宠爱之人视为加官进爵的引路人，各种行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这种宠臣一旦有贪污受贿之心，连国库也会被洗劫一空，不到最后不可收拾地步不会穿帮露底。北宋朱勔，投宋徽宗所好，以承办“花石纲”为名捞取钱财，以致家藏甚富，置田30万亩。而同时期的不少百姓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卖儿卖女都有。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和珅，专权擅财，贪污腐败，后被嘉庆赐死，查抄家财时多达20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和珅名下当铺、绸缎庄，据说价值上亿两白银，和珅总资产相当于当时嘉庆年间15年的财政收入，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李自成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国家由于对外战争和维持国家庞大的官员士兵开支，不得不强征税收或强征民力，导致民愤沸腾。老百姓将愤怒撒向朝廷，当这种愤怒推向极点时，就爆发农民起义，从而动摇国本。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秦始皇、秦二世横征暴敛，接连对外用兵，同时大肆兴建各项工程，强征民力，百姓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造反，导致秦朝统治才短短二十来年就土崩瓦解。明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原因就是地方豪强霸占土地动辄千亩，百姓无立锥之地；加之连年旱灾，官员又贪污成性，欺压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为了“不当差，不纳粮”要“均田制”才群起而起义的。起义最终导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而死，近三百年明朝灭亡。
三、粮食供给的限制
一个王朝的兴起往往是通过对前朝的战争得来的。战争的结果就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一眼望去，千里江山，万里沃野，一片荒草。此时，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朝廷不得不将土地分发农民，同时采取轻徭薄赋，修生养息政策。于是开始由土地荒芜走向粮食丰收，粮食丰收导致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后就又导致农民饥荒，饥荒再导致社会动乱，就又开始周而复始形成历史循环。这种兴衰循环成为中原王朝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有人将这一死结总结为在农业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很容易出现的土地与人口增长不可解决的死循环：
粮食丰裕（盛世）——人口增长——农业生产率不变，人均粮食供给下降——粮食短缺（衰弱）——爆发战争、疾病——人口减少——粮食丰裕（盛世）。
其实这个历史宏观循环在前现代社会是个死局，无论怎样的盛世明君，也只能拖延，无法突破。如果开国的前几代明君开创了盛世，以至于人口疯狂增长，那么后几代再励精图治，也很难经营好这个国家。
四、兴衰循环的终结
这一粮食生产供给限制王朝兴衰的死结的打开，直到中原王朝到了清代中后期，从海外引进红薯、土豆与玉米种植后才稍微有所缓解。西方工业革命后，世界通过科技（如化肥）增加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或通过机械开荒增加可耕作土地，这才逐步缓解了土地种植与人口增长之间导致社会动乱的矛盾。
历史上王朝的兴衰不只是中国有所表现，世界历史也是这样，只不过中国封建社会延续2000多年，这一现象更加突出而已。西方社会由于历经大航海时代后开始了海外殖民地拓展，他们将这一人地危机与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国家；随后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突飞猛进，西方社会基本解决了人口与资源之间产生的社会动乱。
工业化解决了人类社会两个问题：一是合成氨工业生产的化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尽管带来了土地板结等种种问题）；另一个是生产力提高解放了妇女，使得妇女不再是男人的生育机器，避孕节育技术限制了人口出生率。
没有工业化，人类社会永远跳不出农业社会的兴衰循环。现代工业社会也有兴衰循环，但这种循环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面积使得人类冻死饿死；现代社会产生的是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只会导致大面积失业，从而极大的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