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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罗姓在现今中国姓氏人口排列位于第22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86%，预计人口数约有1000余万。罗姓还遍布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罗氏后裔世代繁衍枝繁叶茂，尽管他们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管他们迁徙到域外番邦世界各地;无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无论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散居各地的罗氏后裔，都坚定地认准豫章(今江西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之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之祖。 罗珠公，字怀汉。仕汉惠帝，先为“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故世称为“大农公”，罗珠与灌婴平定九江郡。汉景帝时，在南昌一带置“豫章”郡，建筑城堡，并环城广种豫章树(樟树)。其后世子孙，遂被称为“豫章罗氏”。 《江西通志》载：罗珠“汉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民”。 据罗氏22世孙罗新会罗龙胜为《罗氏家谱》作序解说：“豫章罗氏者，始自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再传颛顼高职氏，姬姓，皆有圣德帝天下。颛顼之裔黎回代司祝融。回后季连，芈姓。连后鬻熊，佐周有功，以熊为氏，孙熊绎封于荆楚，┅┅遂国于罗，以国为氏。子孙奔散于江汉之间。汉罗怀，为梁王相，食采于豫章。父君用为武陵令。用子珠为大司农，自长沙奉命守九江，遂籍豫章。豫章之裔出大司农者，子孙特盛焉!” 北宋丞相司马光为追念罗珠的崇高品德，卓越功勋，作诗赞曰：“起家内史，职在司农，留侯推毂，灌侯共功，相度豫章，仡仡崇墉，勋成辟谷，邈矣高风。勋在汉室，泽及生民，媲美后稷，于今为烈，定太平功，建中兴业，寿而且康，厥后克昌。” 千百年来，民间世代流传“天下罗家无二派”的名言。自罗珠之始，家族繁衍，分支发展脉络清晰，家谱记载严谨有序，至今已有70余代。 罗氏发源之初，各分支自行起名，并无统一的排行字辈。至宋代，第40代后裔罗盛得任吏部侍郎，着手统一天下罗氏排行字辈。他把对罗氏子孙的殷切期望，写成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盛应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德懋宪光，秉兴克允福。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得业是常禄。”(大意：罗氏兴盛依赖你们，仿效前辈成为俊彦。凭借德行光耀家族，依靠奋斗追求幸福。亨通机运时常来到，贤能后裔继祖传宗。根基厚实每天进步，受业创业发达永恒。) 由于罗盛得的显赫地位和社会影响，所以这首五言古诗成为罗氏统一字辈。自此开始，散居各地的罗氏家族后裔基本按照统一字辈起名，记入《罗氏家谱》。至今全国各地的罗氏后裔，主要是：运、会、时、来、贤、嗣、序等辈。 到了明代，儒学训导罗文溥仿照罗盛得，也作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为罗氏家族延续制定字辈，两者合并共计80代。“忠孝全鸿烈，芳名振豫章，立朝荣甲第，奕世萃冠裳，理学家声远，英才国瑞长，灵礽同绍述，庆衍发麟祥。”(大意：忠孝两全满门忠烈，芳名远播豫章之罗。高官满朝荣耀门第，显贵辈出世代相承。理学世家声名远振，英才俊杰国运久长。灵敏聪慧后裔光大，繁衍兴旺家族吉祥。) 罗文溥制定的字辈，其中特别指明罗氏家族发源于豫章，“芳名振豫章”。 自豫章罗氏一世祖罗珠公始，由于做官、经商、谋生、避祸等等原因，罗氏后裔逐渐迁徙五湖四海，散居九州各地。逐渐形成5个郡望，即豫章、襄阳、河东(太原)、齐郡(济南)、长沙。今国内的四川、广东、湖南、江西、湖北、贵州等6省所聚居的罗氏，约占全国罗氏总人口的75%。 据古代史书和各地罗氏家谱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豫章罗氏迁徙的概况。以豫章(江西南昌)为发源地，至东汉末年，罗氏后裔主要聚集在襄阳、长沙、豫章三个地方，开始进入四川，随后又进入贵州。 至唐代中页，罗氏后裔遍布江西及湖南、湖北，开始进入福建。宋末元初又由闽入粤。 罗姓迁居台湾，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最早始于清朝雍正初年。福建漳州罗氏与郭、何二人一道到台湾基隆开垦。雍正八年广东人罗朝章在台湾新竹红毛乡开垦。雍正十一年有福建泉州人罗合泉在台湾彰化县东螺西堡新庄仔庄开垦。此后大批罗姓子孙迁入台湾，与当地民众一起建设台湾，生息繁衍。今天罗姓人口在台湾排名第十八位。 自清朝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海外迁徙。主要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一百零八年(公元1777～1885年)。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还居住着数十万罗氏后人。 韩国是豫章罗氏海外后裔的主要居住国家。据统计，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共居住罗氏后裔60万人。韩国的罗氏分为“锦城罗氏”和“罗州罗氏”两大分支，均自认是豫章罗珠公后裔，均自认江西南昌是寻根问祖之地。 摘录于《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珠公在汉初事高祖有功，封于豫章郡，是为豫章罗氏。……遭黄巢乱，徙往各处，中国之罗皆一本。” 据《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先系考》记载，罗至强是“锦城罗氏”一世。罗至强，唐代人。曾任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侍郎、御史中丞大夫、黄州团练副使、按全州致讨司马事。罗至强避难逃至韩国，有两种说法。一是反对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廷议，二是由于战乱。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定论。 罗至强驾船到达韩国，在发罗县(今罗州)定居，后来在新罗朝廷任左丞相。罗至强官居高位，显赫一世。于是家族繁荣，根深叶茂，人丁兴旺，形成浩浩荡荡的“锦城罗氏”。 《罗州罗氏大同谱》记载罗富为“罗州罗氏”始祖。“旧文记载，始祖讳富，奉命出使东渡，未及返命，宋亡，仍居艅艎，后贯罗州。”(译：历史文件记载，始祖罗富，奉朝廷之命出使，东渡韩国。还来不及返回复命，北宋灭亡，于是仍然居住在艅艎，最后定居于罗州。) 《罗州罗氏大同谱》对始祖罗富特别注明：“本是中国人仕宦，来渡东方，定居罗州，丽朝出仕，官至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和金紫光禄大夫门下平章事。墓所在罗州艅艎面涌珍洞子坐之原。” 韩国《李朝姓原杂记》更加明确指出：罗富是江西南昌人。“罗氏由中国豫章东渡而来，有讳富者，是高丽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为始祖，贯罗州。” 罗富本是武官，又是宋朝使者，留居韩国之后，因此受到高丽朝廷重用，荣华富贵。虽远离祖国，却光宗耀祖，使豫章罗氏发扬光大于异国他乡。 国内《罗氏族谱》记载凿凿：罗富是江西南昌东岗罗村人(今罗家集罗家村)。其父：“罗廷重，北宋庆历元年应茂才异等试簿将作终严州通判。”其母：“樊氏，进贤县人。” 罗富是罗廷重次子，“仕萍乡令。大观二年明堂恩进武骑尉，加云骑尉升奉议郎。” 国内《罗氏族谱》和《罗州罗氏大同谱》相互吻合，历史纪年和相关史料以及传说相互应证，韩国“罗州罗氏”是江西南昌罗家集罗家村罗氏后裔和分支。 2006年至2007年间，南昌县莲塘镇小蓝村(柏林罗氏)曾经迎接数批韩国罗氏寻根问祖代表团。据《罗氏通谱》记载，“一世祖珠公世系，传至十六世祖绥公字均章生二子：企生、遵生、忠孝一门，分成南昌柏林罗氏两大支派”。由此可见，莲塘镇小蓝村并不是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 地方志准确记载，我们今天说说的的南昌城是在“公元637年(贞观11年)从灌城西迁至东湖太乙观西”。既然南昌城是“西迁”，那么罗珠公与灌婴一道所筑“灌城”就应该在今日湖坊乡一带。所以，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应该是罗家集一带，即东岗罗氏。至今，韩国罗氏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在“豫章东20里”。 (二) “天下罗家无二派”，罗氏后裔无论如何背井离乡漂泊异国他乡，他们永远铭记列祖列宗延续罗氏家谱。他们的心中永远保持着对“根”的思念，永远保持着对“发祥地”“发源地”的崇敬。由此，“豫章罗氏宗祠”成为天下罗氏顶礼膜拜的圣地。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古人说“追源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古时候，人们认为祠堂是祖宗灵魂的栖息所在。 “豫章罗氏宗祠”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大约公元前150年。据《豫章罗氏宗祠重修祠志序》记载：“吾罗姓豫章始祖，讳珠、字怀汉公，本诸学问文章，发为功名事业。佐汉高开国，内而治粟，外而太守。继灌侯之后，竟筑城之功。望重奇勋，贤称大隐，藉以家于豫章。厥后，子孙济美，忠孝一门，遂有‘豫章世家’之誉。 太尉周亚夫奏以公筑豫章城功绩，奉敕建祠祀之以崇明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上奏提议，皇帝准奏降旨，可见由此“豫章罗氏宗祠”地位之高。北宋徽宗赵佶特为“豫章罗氏宗祠”御制诗曰：“罗氏大宗祠，晋唐柏垂丝，始代不迁祖，万古常如斯”。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74年)，“豫章罗氏宗祠”因年久颓废而重建。 明代末年，“豫章罗氏宗祠”毁于兵燹战火。 自清朝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豫章罗氏宗祠”迁址重建，规模宏伟，蔚成大观。 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豫章罗氏宗祠”重修。 1931年，罗氏后人集股募捐，“豫章罗氏宗祠”再次重修。 民国期间政府所颁“产权证”复印件至今依然存于《罗氏家谱》。由于历史的原因，“豫章罗氏宗祠”早已烟消云散。据《豫章罗氏宗祠产权证》记录，其原址具体方位：东临子固路(民德路口至“福辉大厦”);南临民德路(“南昌市第二按摩医院”及“家常饭酒家”大部;西接“凤凰坡小学”;北即“福辉大厦”围墙)，占地面积约10亩。 “豫章罗氏宗祠”是天下罗氏之根，另外还有两处重要的“罗氏宗祠”是罗氏分流的重要见证：“呈坎罗氏宗祠”和“石壁罗氏宗祠”。 一、呈坎罗氏宗祠 安徽黄山市的呈坎罗氏宗祠，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整体上仿照曲阜孔庙等规制，四进四院，轴线对称，是中国祠堂建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列为“国家文物保单位”。 唐朝末年，呈坎罗氏始祖文昌公、秋隐公为避黄巢之乱，从江西南昌举家逃难。见此地万物中和，风水奇佳，于是定居下来。罗氏兄弟通晓风水理论，把原名“龙溪”改为“呈坎”。整个村落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三街、九十九巷，宛如迷宫。呈坎罗氏家族鼎盛于宋、元、明三个朝代，高官、隐士、富商、诗人、画家、高僧等等，英才辈出，各领风骚。《罗氏族谱》记载，仅在明代在朝为官者就达110多人。朱熹在《罗氏族谱》序中赞曰“以进士发科嗣世家业赫，为歙文献称首”。 二、石壁罗氏宗祠 客家罗氏始祖罗令纪(688—777年)，系豫章罗珠公第二十五世裔孙。其曾祖父罗万发，于隋开皇年间(580—600年)，由沙县徙居黄连峒。罗令纪协同巫罗俊率众辟地垦荒、开山伐木，致力开发黄连，使黄连于唐乾封二年(667年)建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升镇为县，天宝元年(742年)更黄连县为宁化县。 宁化尚属初创时期，地广人稀山清水秀，各地罗氏陆续向宁化汇集。例如：唐乾符五年(878年)，豫章珠公第三十二世罗仪真因避黄巢之乱，携子罗景新由南昌西山迁虔州虔化县(今赣州宁都县)，历数十年，又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定居。元代战乱，豫章珠公第四十五世罗尚立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谋生。 罗令纪是福建宁化的开县功臣，福建宁化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例如顺德、南海、番禺、河源、程乡(梅县)、兴宁、长乐(五华)、归善(博罗)、龙川等等。《嘉应州志》云：“梅州人民抗元的壮烈，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来自宁化石壁人。”英国传教士肯贝尔早在1912年发表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一文中也说：“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洲府宁化县石壁村者”。 宁化石壁是世界客家人的祖籍地，宁化素有“客家祖地”和“客家摇篮”之称，由此衍播、散居在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后裔有1.2亿人，其中客属台胞460多万人。豫章罗氏后裔是宁化石壁最早的开拓发展者最重要的群体，由此石壁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祖地。 “石壁罗氏祖祠”原建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传至明代永乐年间迁建于今址，至今已有600余年。“石壁罗氏祖祠”是石碧客家罗氏唯一总祠，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祠，总祠内设始祖罗令纪纪念堂。 (三) 祠堂常常会有一个“堂号”，实际上就是家族分流的一个名号。例如：唐朝末年，兵部尚书罗令则，从浙西北桐庐迁往浙东北慈溪。慈溪罗氏敬罗令则为“慈溪罗氏基祖”，其祠堂号称“嘉德堂”。 “嘉德堂”就是慈溪罗氏的名号。列举部分豫章罗氏支脉的“堂号”，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豫章堂、尊尧堂：豫章罗氏的嫡系的堂号。豫章本是罗氏的郡望，由此以郡望为堂号。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谨遵师训，隐居不仕，广传朱熹的理学，著有《尊尧录》。由于罗从彦德高望重影响深远，所以嫡系罗氏亦称为尊尧堂。 柏林堂：南昌柏林罗氏的堂号。柏林公，名瑭，字公秀，珠公第十三世后裔，南昌柏林罗氏之基祖。幼居武阳之泗洲，因梦柏而移北林迁居，广种柏树於所居之左右。不数年，柏渐成林，于是改北为柏。罗瑭曾和许逊一道治水，享誉四方。于是其后裔堂号“柏林”。 明德堂：大埔豫章罗氏的堂号，是客家罗姓的一支。据清嘉庆六年(1801年)罗氏总祠“明德堂”会簿载：“吾族自豫章衍派迨宋季由闽人粤、散往四方，各世其家，各宗其祖，虽同出一源，无以联之……”。其后遂有兴建大埔罗氏总祠“明德堂”之举。据载，在该祠陈役主位的计有一十八个宗支。 贻谷堂：浙江上虞罗氏的堂号。《上虞罗氏谱》称“始迁祖”是南宋的罗元。罗元，行元一，字元善。由慈邑罗江迁居上虞三都永丰乡，是为迁虞始祖，开“贻谷”之名。 忠直堂：江西吉水竹溪罗氏的堂号。罗复仁(1306-1381)，明代著名廉吏，曾任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列。明太祖朱元璋为罗复仁题诗：“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放归田里。”取诗中“忠直”为堂号，以示荣耀。 世德堂：广东南海豫章罗氏堂号。元代罗宠为《南海紫洞豫章家谱》作序：“始至宋绍兴间，先世，讳点，居于江西，生子讳明，生孙，讳周易，咸失纪录，及曾孙讳裔，然后迁居于保昌珠玑里，生子，讳福。至孙，讳佑，又迁居于南海梓桐乡，实为保昌祖裔之孙也，是故有可考者，因以为始焉。生子讳芳誉，至元，祖兵，诗书第宅，几为之危。幸而成立，断简残篇，掇拾于灰烬，得存其一二，亦我豫章氏一脉之未绝也。” 罗宠，字承恩，号念公，南海紫洞罗氏第九代子孙。元朝英宗皇帝召他到京城，授以司务部高官。然而罗宠执意辞让，英宗皇帝只得准其还家，并赐手书“世德堂”作为罗氏宗祠牌匾。由此，“世德堂”成为堂号。 义恩堂：福建沙县罗氏堂号。据《沙县罗氏宗族谱牒》记载，其肇迁始祖为江西南昌柏林里人，可惜名讳已失，只知唐元和十五年(820)作官于沙县。居“罗巷”，肇启闽沙罗氏一脉。 肇光堂：福建省永安市大陶镇美坂(原名“尾坂”)村的罗氏宗祠名称。宗祠原为祭祀洪砂罗姓开基始祖“真辉公”所建。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所谓“肇光”，即“开始、光大”之意。 (四) 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以血缘文化这一特殊形式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代表着中国民族传统的宗族观念。“血浓于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例如无锡市已经宣布将修复和恢复一批祠堂建筑，邹公祠、李忠定公祠、华孝子祠、张中丞庙、至徳祠(泰伯殿)、过马郡祠等。 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及汉族后裔)自古以来都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寻根祭祖，造化桑梓，报效祖国。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的始祖。重建“豫章罗氏宗祠”，使之成为天下罗氏寻根祭祖的圣地，对于广泛联系天下罗氏，对于南昌的建设发展，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这正是笔者撰写短文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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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戚继光的功劳远远大于李成梁？

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是明王朝后期的名将，非要去比谁的功劳更大，这个恐怕还真不好比。更何况，自古以来，帝王对于武将最关心的是忠诚而不是能力。又或者说，能力只能排第二，忠诚才是排第一位的！如果皇帝觉得谁不够忠诚，任你能力再强，恐怕也不可能重用你……很不幸，戚继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倒不是说戚继光对明王朝不忠诚，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如果对明王朝不忠诚，又怎会如此呢？但对于明神宗朱翊钧，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在明神宗看来，戚继光并不是 他自己的人！

早在戚继光还是一名基层军官的时候，便因为能力出众而获得了张居正的赏识。之后，经张居正一手培养、提拔，戚继光也成长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将领并成为了抗倭名将。可以说，张居正就是戚继光的伯乐，没有张居正就没有戚继光。在张居正成为明王朝的“顾命大臣”兼首辅之后，戚继光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受到了张居正的重用，一步步做到了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的高位。

无论是在抗倭还是御蒙期间，因为有了张居正的照顾，明廷对于戚继光的后援补给几乎都是“一路绿灯”。像什么拖欠军饷、克扣装备之类的事情，戚继光几乎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本就能力出众，又有着稳定的后援补给，戚继光自然是事倍功半，为明王朝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是民族英雄！但戚继光也是人，也有他的“短处”。在对待张居正的问题上，戚继光的“短处”全部暴露了出来。因为受到了张居正的垂青与照顾，戚继光对张居正也是投桃报李，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向张居正行贿，甚至不惜动用麾下的军队给张居正行贿。根据史料记载，张居正因为在某些方面消耗过大，需要进补海狗鞭。戚继光听闻之后，不仅派出了手下的水兵下海捕捉海狗，而且还动用了朝廷递送情报的驿卒、六百里加急给张居正进献新鲜的海狗鞭！无论在什么时代，这种“拍马屁”的行为也是非常过头的，不是吗？但戚继光的确这么做了！

当然，戚继光或许也有他的苦衷。张居正不仅是自己的伯乐，还是内阁首辅。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在军事方面想要做到“无后顾之忧”恐怕就很难了。为了让自己能够没有后顾之忧、一心带兵，戚继光最终选择了向张居正行贿。虽如此，但戚继光个人却不是贪财好货之人。即便是后来被明神宗打压，也没有背上贪墨的罪名。可见，戚继光与和珅之流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他行贿可能更多地是为了公事、而不是私利。

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明神宗便开始了对他的彻底清算！如果戚继光仅仅是在公事上与张居正有往来，哪怕张居正是他的伯乐，明神宗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戚继光私下里动用军队给张居正行贿的事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最起码明神宗是知道的。这就不得不让明神宗多心了——大明的军队，居然被戚继光用来给张居正捉海狗、大明的驿卒居然成了张居正的“快递小哥”！戚继光不是张居正的“死党”还能是什么？在明神宗看来，不管戚继光能力有多强、功劳有多大，最起码在对自己的“忠诚度”上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张居正已经死了、而且正在遭到清算，这个时候还让张居正的“死党”掌握着军队，那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如果这个时候，戚继光能够主动递上“投名状”、主动攻击张居正，或许明神宗还可以稍加释怀。然而，戚继光却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任朝中人等如何攻击张居正，戚继光没有说过张居正一句坏话……

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戚继光对张居正是真感恩，并不是那种小人式的巴结！可这恰恰是明神宗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利，明神宗还可以用利来收买，不是吗？可偏偏戚继光不是为了利！张居正人都已经死了，他依然不愿意与张居正划清界限，这样的人明神宗敢用吗？肯定是不敢的！

综上所述，戚继光之所以被明神宗朱翊钧贬谪、继而罢免，与能力和功劳无关、与有没有李成梁的存在也没有关系。即便没有李成梁的存在，戚继光也依然会被明神宗换掉。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明神宗看来，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而且是“死党”！在彻底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明神宗换掉戚继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套用说韩信的那句话来说戚继光，再贴切不过了——成也张居正、败也张居正！这里面跟李成梁没有任何关系……

4、这是什么钱币？

这枚嘉庆通宝如果是真品，有收藏和经济价值。

清仁宗嘉庆朝有铸币局一十九个，分别为：

泉.源.直.晋.苏.昌.福.浙.武.南.陕.川.广.桂.云.黔.伊.东.阿克苏，其中伊.南二局铸钱少。

流通以小平钱为主，有小平大样，宽缘大样，满汉文桂，宝川大钱等版别。

题主的这枚嘉庆通宝看背面文字是新疆阿克苏局，但字体粗臃生硬呆板，正面字体软，嘉字大，应为小吉嘉，以上判断这枚阿克苏局嘉庆通宝为仿品，真品参考价80一100元，有误见谅，谢谢头条邀请。

5、国民党将领黄维军事水平到底怎么样？

烟酒阁大学士国军将领系列三：12兵团司令官黄维。本文从纯军事角度看待黄维在淮海战争中的表现1948年，国军在各战场节节败退，为提高士气，将整编旅恢复为师，整编师恢复为军，9月以5大主力之一18军为核心组建12兵团，另辖第10军、第14军、第85军及一个军级别的快速纵队，兵团共5个军12万人，由国防部直接指挥，在华中剿总辖区担任进攻中野的主力。由于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与18军军长胡琏不和，不同意胡琏出任12兵团司令长官，蒋介石为拉拢桂系（指望白崇禧能出兵华东战场）作了让步，以军官学校校长黄维出任司令长官，胡琏、吴绍周为副司令，萧锐为兵团参谋长。胡琏一气之下，借口养病离开部队回家去了。9月初黄维在汉口成立兵团部，兵团驻地驻马店、汝南、漯河一带。10月华中剿总在驻马店开会，准备寻找中野主力决战，但12兵团四处搜索，只与解放军小部队接触，决战计划落空。

图为被俘的12兵团司令官黄维

黄维，字悟我，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缅甸反攻等，是18军的老军长，也是军事理论专家，深得蒋介石信任，命他为高级军官学校校长。黄维其人书呆子气很重爱认死理，性格孤傲倔强，与同事部下不睦、喜欢任用私人，打仗生搬军事理论。上任即告诉胡琏自己是来过渡的，以后兵团指挥权仍交与胡琏，这样也没有留住胡琏。于是临阵换将的后果，马上在不久的淮海战役显现出来。下文看看黄维率领的国军第一主力兵团在淮海战场的表现，再来评判其军事指挥能力。图为蒋介石与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

1948年，国军参谋部已经制定了放弃东北华北的计划，准备将主力逐次撤退到江淮、长江一线，并制定徐蚌会战计划，蒋介石派人征询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意见，杜聿明表示肯定，请蒋介石命刘峙执行计划，收拢徐州周围7个兵团的部队，但是蒋介石犹豫不决没有行动。此时东北被解放军突破锦州，东北国军全部歼灭。此时国军才下决心执行南撤计划，但仍想保全傅作义集团的华北国军南下，由华东国军主力北上接应，傅作义犹豫不能抉择，以至华东国军主力从济南失陷后无所事事，徐州剿总司令长官（草包）刘峙以杜聿明不在徐州为由，不进行各兵团集结，造成数十万国军分散在徐州南北，东西两条直线上，形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大十字架。

图为12兵团编制

兵贵神速，面对徐州国军的混乱状态，华野迅速制定了淮海战役作战计划，准备吃掉孤立在新安镇的黄百滔第7兵团。淮海战役瞬息万变，国共双方战前都没有完整作战计划，双方在作战中不断变换，规模越打越大，最后形成决定国共命运的大决战。由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张克侠起义，华野部队迅速南下。新安镇的黄百滔第7兵团（辖5个军，10万人）猝不及防，由于没有在运河架设浮桥，黄百滔兵团撤退时损失2个军，余部向徐州方向突破，本应在曹八集掩护黄百滔兵团撤退的李弥兵团，先行丢下黄兵团独自撤到徐州，华野迅速穿插曹八集，将黄兵团包围在碾庄一带。淮海战役一开局国军即混乱不堪，一个绥靖区起义、一个兵团跑路一个兵团被围。蒋介石心急如焚，命刚打完锦州战役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主力救援黄百滔，又命李弥兵团守徐州，同时命黄维兵团迅速赶往华东战场，加入徐蚌会战。

图为12兵团副司令官胡琏

接到命令后的黄维，立即下令兵团各军（缺2个师）在阜阳集结。11月15日18军抵达阜阳，即发动攻击北渡颍河、西肥河，18日夜18军强渡涡河，20日第10军攻占蒙城。黄维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按照蒋介石和刘峙交代的命令攻占宿县。而他的对手陈庚已经设下了口袋阵，在中野部队逐次放弃阻击阵地后撤，连部下都看出是个圈套之时，黄维书呆子气上来了，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不识时务、轻敌冒进。黄维固执的认为，12兵团连续突破中野阵地，是18军强大战力所致。在辽沈战役之前，国军高层都认为兵团级别的战斗，国军比解放军仍有相当优势。特别是12兵团这样的主力兵团，中野一直是避战的。但是辽沈之后，国军上下认为大势已去，士气低落，战斗力一落千丈，而解放军士气大振，一来一去，再加上12兵团临阵换将的影响，人还是那些人，兵已经不是那些兵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辽沈之前18军的拦头炮打的很准，炮兵炮弹可以打在已方冲锋步兵前方50米，而在淮海战役中失去了这种能力，可见士气对12兵团战斗力的影响。黄维作为兵团指挥官，不知道局势变化，甚至不相信中野有胆与12兵团正面作战，轻敌冒进，是失败之源。

18军攻占涡河、南坪集，其他部队陆续跟进。此时各路侦查情报显示中野部队都在向12兵团靠拢，蒙城被解放军重新占领（后路被断）。11月23日黄维召开兵团紧急会议，这次黄维犯了第二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不纳忠言、固执己见。会议上黄维只提了攻占宿县的目标不变，问计于副司令官吴绍周、18军军长杨伯涛，杨伯涛报告了蒙城退路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提出东南方向没有发现中野部队（合围圈没有形成），兵团应连夜向东南方向固镇转移，只有40公里路程，一个急行军可以赶到，即可与李延年兵团汇合并获得补给，再沿津浦线北进，可立于不败之地。黄维同意了这个方案，当晚下令24日兵团向固镇转进，然而24日早晨黄维又改变了主意，仍命各军北渡浍河，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12兵团迅速渡河，早晨立即发动攻击。杨百涛责问黄维为何改变主意，黄维以传达改变行军路线的参谋失踪为由搪塞。我们不知道黄维为何改变主意，但是孤军深入退路被断是兵家大忌，唯一选择就是趁合围未形成迅速转进，向友军靠拢，这是任何将领都能做出的正确判断，黄维身为军校校长，连军事常识都不懂，一字不改听从蒋介石的指令，听不进部下忠言，如与李延年汇合，加上赶来的刘汝明兵团，3个兵团20多万人马，最不济也可自保。李延年刘汝明这样的非主力部队，单独作战会龟缩不前，但是围绕12兵团这样的主力作战，掩护侧翼、防守阵地还是有很大作战能力的。

此前黄维犯的第三个错误显现后果:用人不当、贻误战机。黄维用人，喜欢任用私人，而不是凭能力战功提拔军官，让部下心寒。12兵团参谋长萧锐因阑尾炎被送往汉口治疗，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文修均初经战阵，没有指挥作战经验，兵团顿失作战指挥栋梁，作为精锐主力兵团初战即指挥混乱不堪，朝令夕改部队溃败，12兵团将领对黄维指挥能力非常不满，被围后说如果胡老头（胡琏）在，我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不得已黄维只好向蒋介石求助，请求务必让胡琏回归12兵团指挥作战。图为劳教释放的黄维接受特赦令

12兵团攻势受阻，各种不利战报传来，到了下午4点黄维如梦初醒，下令各军南撤，白白浪费了11个小时。这时候包围圈已经合拢，中野各部向后撤的国军发起猛攻，幸亏第10军和18军行动迅速、看情势不妙提早撤退，在中野发动攻击前展开部队，以数百辆汽车为屏障在双堆集建立防御阵地，掩护第14军85军后撤才站住了脚跟（没有杨百涛抗命，12兵团可能当天就溃散了）。至此淮海战场双方态势错综复杂，华野主力在碾庄包围黄百滔兵团，阻击邱清泉孙元良2个兵团；中野主力在双堆集包围了黄维兵团。但是战局还有很大的变数:1是国军还有守徐州的李弥（主力）兵团作机动、蚌埠有国军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2是黄维能不能围住，一旦被12兵团突破包围，与李、刘兵团汇合，战局也是会逆转的。

徐州杜聿明也看到了这一战机，作了新的国军作战方案:暂时不救黄百滔了，徐州也不要了，集中邱清泉、李祢、孙元良三个兵团，加上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全力攻击中野，中野与12兵团胶着缠斗状态，然后再调头解黄百滔之围。这个唯一可改变战局计划被蒋介石否定，至此淮海战役胜负已分国民党败局已定，唯一的变化，是杜聿明掌握的三个兵团能不能全身而退了（黄伯滔兵团被歼后，杜聿明率3个兵团跳开解放军追击西撤，又被蒋介石严令回头救援黄维兵团，覆没于陈官庄）。

由于110师战场起义，12兵团第一次突围失败。但是以中野的部队数量、火力与战斗能力，能围住黄维兵团已属相当不易，要歼灭还是有很大困难。所以黄维日子还算好过，控制几十平方公里范围，有简易机场，胡琏也乘飞机到了双堆集，给12兵团官兵打气，并指挥调整了防守战术，与解放军逐村争斗，反突击抢夺粮食。黄维对于被围没有惊慌失措，蒋介石和杜聿明更是把黄维兵团当做重要的棋子，希望黄维兵团靠自身力量往北攻击前进，或者固守双堆集牵住中野部队，坚决反对往东南方向突围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汇合。而黄维第四个错误:愚忠到底、不知变化。12兵团是国军装备最好的部队，从陈诚手里开始装备就优于其他国军部队，光18军就配置数十辆坦克和数百辆汽车（5大主力之首的74师只有10几辆汽车）、配置轻重武器8万多件，这样的力量要拼死突围中野是很难挡住的。12兵团北进和固守都是死路，唯一机会是往东南方向与李延年汇合，而且近10万大军的粮食弹药补给是巨大的问题，时间越久越困难（实际上12兵团战斗力一半是饿掉的），蒋介石提出的依靠空军补给根本不能满足基本需求。对蒋和国防部的命令，黄维从不反驳，提出正确的战法，一味的唯唯诺诺，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道理，最终兵败身俘。即使到了最后决战关头，黄维也不能组织部队有效突围，而是下了个各自突围的命令（实际就是各自逃命），真是可悲亦可笑。图为12兵团坦克装甲部队

12兵团的下场，大背景是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从军事角度讲有以下原因：一是蒋介石过于纠结守江必守淮的理论，做事拖泥带水；打协调不了傅作义、白崇禧，守又使用蠢将刘峙；干预前线指挥，朝令夕改，每一个被围的部队都想救，舍不得黄百滔，赔进去一个黄维兵团，又舍不得黄维，再赔进去杜聿明3个兵团；蒋命杜聿明救黄维兵团，杜聿明提出兵力不够，救黄维至少要增派5个军，否则就不能打，蒋应诺了又抽不出兵力，统帅无能累死三军。二是国军派系相斗，解放军华野中野配合作战，国军华中华东却互相拆台，白崇禧约束不了黄维，却扣下了已经在武汉上船增援徐蚌战场的宋希廉兵团，气得蒋破口大骂又无可奈何。白崇禧只考虑桂系利益，见死不救甚至幸灾乐祸，希望国军早点战败可以逼蒋下野；

第三主帅只求自保，杜聿明帅3个兵团攻击中野被否后，就把黄维兵团当作弃子，根本不想救他，而是希望黄维兵团能吸引住解放军主力，好让自己3个兵团能保全南撤，严禁黄维的突围作战，杜聿明说:12兵团如果突围成功，在没有接应部队的情况下，部队突围后也会溃散，还不如留原地拖住解放军。第四黄维自身的原因，为将只会照搬兵法和理论，不知军事常识、不知战场变化、用人不当、不会团结将领，只听上级命令听不进下级计谋，黄维可能是个适合搞教育、搞技术，带兵打仗不行，算得上是个纸上谈兵之人。从军事角度说，淮海所歼灭国军是野战主力，特别是黄维12兵团和邱清泉2兵团，是国民党最后的精锐野战兵团，淮海之后国军再无能力组织像样的兵团级野战。黄维如推脱不加入淮海战场，白崇禧必加以保全，南撤长江；没有黄维的北上，蒋介石和杜聿明就会放弃黄百滔；黄维如独断专行，在东南方向突围与李延年汇合，也能保全部队不被歼灭。国共决战的命运，就压在这个性格有缺陷的书生身上，只说明一个道理，性格决定命运，自古如此...（麻烦朋友点赞和关注，谢谢）